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研究了巴西中部的南比库拉印第安人，想“寻找一个最接近简单形式的社会”，但最终只发现了人类。而我的工作与列维-施特劳斯的经验方向相反，我是去研究那些因身体残障而丧失某些能力的人，像南比库拉人那样为生存而挣扎的一类人，我发现的却是社会。像列维-施特劳斯描述的印第安人一样，残疾人是“边缘”人，研究他们在社会边缘的脆弱地位可以让我们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全貌。
——罗伯特·f.墨菲：《静默之身——残障人士的不平凡世界》
「思考路径是从人身上发现社会」
读上述这段引文，一方面可以感受到罗伯特·f.墨菲（年—年）的自况或自信，将自己与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年—年）相提并论；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也点出了人类学研究进路上的一个重要差别：从社会发现人，或是从人发现社会。他认为，在列维—施特劳斯试图寻找的一种最基本的社会亚马逊之旅中，所延续的是涂尔干模式的理想，希望寻找一种人类生存的替代形式。不过，列维-施特劳斯最终看到的是在不同形式之下的共同心智结构，是人之为人的思维方式。与列维-施特劳斯的经验相反，墨菲认为自己的思考路径是从人身上发现社会。
我们当然应当还记得卢梭（年—年）在《爱弥儿》里的警示：“应该通过人来研究社会，也经由社会来研究人；想把*治与道德割裂开来的人，对二者都将永远一无所知。”不过，需要承认的是，在实际思考和写作中，人类学者事实上难以避免地会强调某一个方面或路径。
与墨菲的情况类似，凯博文（年—）书写《照护》的过程也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研究性写作。或者说，他以照护者和研究者的共同身份写了这本书。凯博文早期主要做精神疾病研究，但在晚年的时候，由于自身经验，特别是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的太太十年之久，从而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