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中的疾痛声音：基于贵州、重庆两地返乡工伤者的田野调查
张灵敏
本文节选自《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6期
▍问题的提出
研究表明，近年来农民工工伤事故发生率与GDP增长几乎成为两条平行的曲线。年我国工伤死伤人数超过万，7.5亿的劳动人口中接触职业危害的劳动者高达2.2亿。在工伤残疾人群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国家安监局原副局长赵铁锤曾在年“首届全国外来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上透露，我国每年工伤事故的死亡人数接近14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煤矿、建筑和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的死伤人数中，农民工的比例竞占到八成以上。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工伤保险缺失，农民工遭遇工伤后往往面临工伤认定程序复杂漫长和维权成本高两方面的困境。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大多数工伤者做出了“私了”的决定，拿着两三万块的赔偿款，拖着残缺的病体回到农村老家。
但是，工伤对工伤者身体的伤害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纸协议的签订而终止、结束，它仍然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他们的身体上。
那么，这些在城市打工而受伤的工伤者们回到农村老家后的生活如何？身体上的残疾或疾病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将如何阐释工伤之于他们的伤害？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民族志田野点概况
本文采用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在贵州遵义的“惠民文化服务部”与重庆忠县的“自强服务站”两个社会民间组织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研究。
“惠民文化服务部”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