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上海市民王先生因患脑部疾病不幸成了植物人，没有任何行为能力，然而，家属申请伤残鉴定证明时，却被要求王先生本人必须亲自到场。最后，王先生在同事、护工等人帮助下，医院完成伤残鉴定规定流程。王先生的妻子表示，真的太累了。
全国各类残疾人目前大约万人左右。残疾人只有持有残疾人证，证明残疾类别和等级，才能更好享受优惠政策和权益保障。上述王先生一旦办理残疾人证，会得到部分费用补助。但当地要求，必须申请人本人携带身份医院进行伤残等级鉴定。
像王先生这样的植物人，医院做鉴定。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有其他选择，比如通过远程视频来检查，并参考病史和相关材料进行鉴定；再如，医院提供上门评残服务。但杨浦区残联工作人员表示，确实要植物人本人去医院，没有上门评残。
这等于让植物人亲自到医院证明自己是植物人。当地如此要求，从好处去想，大概是为了维护伤残等级鉴定程序的规范性和严肃性，防止弄虚作假等情况。但从另一角度看，这种要求僵化死板，缺乏人性化，造成植物人被移来搬去，其家属等人也受到很大的折腾。
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94岁老人被抬到银行做人脸识别”“90岁老人被抬到三楼办社保”等事件。这类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最不该被折腾的人偏被折腾，相关服务本该变通却僵化冰冷。无论是九旬老人还是植物人都是最不该被折腾的人，但却遭遇僵化管理受折腾。
实际上，为那些行动不便的申请人提供上门评残服务，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展几年时间了。在网上检索“上门评残”这个关键词，就会看到广州、北京朝阳区等地，已经为行动不便、路途遥远的伤残鉴定申请人提供上门评残服务，这自然赢得了残疾人家庭和公众好评。
至于上海等地为何至今不见“上门评残”服务，原因不得而知。在笔者看来，造成“植物人亲证残疾”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制度化规范和保障。如果相关制度明确规定，应当为行动不便的申请人提供上门评残服务，由地方残联和医院具体实施，上述案例则不会出现。
现行《残疾人保障法》，为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业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法律保障，但却对伤残等级鉴定没有做出规范。而中国残联与国家卫计委联合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了核发残疾人证程序，涉及“残疾评定”，但未做出详细规定。
因而，各地在具体实施“残疾评定”时，有的地方做法简单、死板，要求行动不便的申请人也得亲自到医院证明残疾；而有的地方灵活、区别对待不同申请人，可提供上门评残等服务。显然，后一种才是人性化的做法。上述案例在呼吁“上门评残”在全国制度化。
国家层面有必要就“上门评残”做出统一制度安排，既对这种服务的申请条件进行明晰，也对上门评残服务进行规范。明确地方残联和医院的各自责任，并纳入考核范畴，就能引导、倒逼全国各地提供上门评残服务，可避免一些地方出现“植物人亲证残疾”等情况。
（作者冯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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